档案学史研究的时代意义

我国学术界对学术史的研究滥觞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直到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直书作学术史的四个条件,学术史研究才逐渐成为清末民初的显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进入现代以来,学术史研究相继出现了几次高潮,其学术地位得到更多的认可,并逐渐从一个“学科随想”发展到一门独立的治学科目。档案学史研究则伴随着这几次高潮而不断得以提倡,虽未成热点,但却是档案学走向学科成熟历程中,纠正时弊、自我训练与引领学风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