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史家风”的提法始自章学诚,然却是对中国史学重视贯通古今、强调通识观念传统的概括。章学诚把这一传统追溯到司马迁:“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他认为“通史家风”发端于司马迁,而到郑樵著《通志》“益以博雅”,达到了“通史家风”的最高境界,而成就了一家之言。认为“通史家风”始自于司马迁未必确当,起码之前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即是通史之作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不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而应该考察他为什么会推崇“通史”,他看重“通史”的缘由何在?
出处
《史学月刊》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7期19-22,共4页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