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多主张治学必先通小学。他们本六书,贯群经,从而达到确定经义的目的。学界对由小学入经多肯定其科学性,但同时认为他们无暇于经学义理。事实上,乾嘉学者训诂的客观形式掩盖了其背后的义理追求。扬州学者对"一以贯之"训诂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作为经典的阐释者,清代考据学者并非纯粹探究孔子原意,有时也可以代圣人立言,阮元就是如此。阮元不取宋人"贯"训之说,是思想使然。阮元通过对理学名词重新论证,对宋学中关于人的自然欲望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命题进行了新的诠释。他以汉学功夫,做理学事业,实际上就是试图以考据为工具,达于义理目的。对明代空虚学风的反思,让他切实提倡实干。训诂表面上客观科学,然而因为文本之外的时代精神与学者的理想追求,在实际处理时,却不能忽略训诂学者自己的思想;或者可以说,对不同时代训诂深层的研究,也可以是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出处
《兰州学刊》
CSSCI
2020年第7期44-53,共10页
基金
江苏省重大招标课题“清代仪征刘氏经学研究”(项目编号:16ZD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