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与儒家“牺牲”伦理

新冠疫情期间,封城起到了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作用,却也引发了诸多关于其对错、善恶的争论。随着疫情的发展,世界各国对于类似的隔离措施日趋认可,但与之对应的质疑声亦同样存在。目前看来,质疑者大概有三类:好事者、当事者、旁观者。好事者、当事者都受利益、情感及视域限制,主要表达立场、态度而非讨论问题。旁观者对封城的讨论,也基本在功利主义伦理与义务论伦理两种原则的对立的语境中进行,且陷入了两难困境。“有轨电车困境”揭示了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伦理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而正如赵汀阳教授所说,“有轨电车困境”是一种基于抽象人性假设的“哲学的矫情”[1]。鉴于此,本文拟超越功利主义与义务论对立的讨论范式,借传统儒家“牺牲结构”所体现的伦理原则审视疫情期间封城这一举措,以期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