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12—1936年民国政府处于持续的财政危机,历届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政策:袁世凯政府主要依靠举借外债与内债,外债举足轻重;北洋政府内外债并重,外债为主,内债次之,银行短期借款与垫款日益重要;南京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内债和银行借款,外债无足轻重。历届政府应对政策之所以存在差异,关键在于国家信用的变动。由于社会经济不发达,唯有采用担保或抵押方式才能提高国家信用。但是,一定时期内担保品的相对稀缺性和债务累积效应,使近代中国国际信用总体呈U型曲线变化,国内国家信用总体呈S型曲线波动,国家信用的变动与低下既制约了政府应对政策的选择,也直接决定了应对危机的政策效应。近代政治混乱、国家构建缓慢与国家信用低下,限制了财政借贷的绩效空间,反过来又制约了国家构建进程与国家信用的提高。
基金
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工商税收研究”〈16ZDA1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侨汇档案整理与研究(1915-1992)”〈19ZDA209〉的阶段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