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与政府规制行为相关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依旧存在着巨大的降幅空间,是未来“降成本”工作的难题。“重审批、轻监管、弱服务”等政府规制问题让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和市场运转等层面承受着高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政府规制自我变革的“放管服”改革,本身蕴含着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在要求,实质上是由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向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变迁。为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表面上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必须兼顾战略、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减少有限理性的负面效应,避免机会主义的行为陷阱,提升制度运行的整体效率,从根本上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作者
曾昭腾
黄新华
Zeng Zhaoteng;Huang Xinhua
出处
《学习论坛》
北大核心
2020年第7期68-74,共7页
Tribune of Study
基金
福建省本科高校重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的MPA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探索”(FBJG2018008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