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国为应对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制定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并出台了相应政策。伴随着经济增速正增长的高速发展新形势下,我国社会整体的负债率也不断攀升。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双重影响之下,社会中的实体部门的负债率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与此同时,我国由于在特殊的经济周期节点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相应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叠加产生资产价格泡沫的正反馈调节机制。虽然积极效果显著,但却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市场的潜在系统风险。众所周知,在不同杠杆政策时期,融资融券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不同。其中剧烈加杠杆与剧烈去杠杆的阶段,融资融券对应具有助涨助跌的单向作用,且在杠杆比例回归阶段,融资融券对股市波动性具有抑制作用。同时,融资交易与融券交易对股市波动性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因此,当双边交易比例失衡时,贸易量引发降低市场波动性的幅度;投资者理性交易程度;融资融券业务交易比重平衡程度与政策实施激进程度,均可对能否稳定股市波动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出处
《经济研究导刊》
2020年第21期80-81,共2页
Economic Research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