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安書寫文化的日本流佈——以王羲之書迹爲中心

The Tang Culture and Wang Xizhi’s Calligraphic Works in Japan: From Change an to Nara

近些年來,中日書籍之路的相關研究蒸蒸日上,唐時期的古代日本通過派遣遣唐使等交流方式從唐朝獲取了大量的書籍。當時印刷術尚未普及流行,書籍的傳播仍然主要依靠人工抄寫。手寫筆抄既是一種學習方法、記憶方式,也是一種傳承途徑、流佈媒介。書寫活動本身擁有實用性、技藝性、藝術性等多重性質,既産出了書迹名品等很多物質性文化遺産,也承載了書寫技藝等非常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信息。在當時的大唐都城長安,與書寫相關的文化活動廣泛存在,這些文化活動又作爲唐文化的一部分流佈到了東亞各國,影響着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等諸多地區的學習生活和精神文化面貌。本文通過分析王羲之書迹在日本奈良時期書寫和傳播的情況,討論唐代書寫文化在日本的流佈,探究日本社會在學習唐朝文化時所存在的階層性,以及從書本知識到實際踐行的系統性,揭示出日本古代知識分子在書寫活動中由低級到高級,從習文字到學知識,再進階到修身養性、提升教養等一系列行爲方面層層遞進、節節上升的學習過程和具體表現,從知識社會史的意義上闡明唐朝書寫活動流佈日本所帶來的影響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