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收录在《苗可秀志士遗墨》中东北义勇军领袖苗可秀的成仁绝笔,可与林觉民《与妻书》及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并称为中国现代三大革命遗书。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可见一个滥觞于《苗可秀志士遗墨》,经由黄炎培、吴瀛、顾颉刚、张曙、谢冰莹等人的引流激水,在吴祖光的四幕话剧《凤凰城》中奔涌澎湃,最终漫延至各类“通俗读物”的苗可秀形象谱系。这个植根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现实,跨越了“七七事变”的历史关口,并在全面抗战后蔚为大观的形象谱系,不仅印证了“抗战十四年”这一分期和论断的历史真实性,更揭示出“东北”因素开启和影响中国抗战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边患深重的东北历史记忆、淬志文史的中国古典学术训练、痛心疾首的北平流亡遭遇、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斗争,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形塑了苗可秀儒雅、坚定、果敢与从容的精神气质。校读《遗墨》及其衍生诸文不难发现,苗可秀未得传神写照。究其原委,“东北研究”曾经长期沉寂,以致作家难以深入地了解“东北”及其在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地位与意义。有关“东北”的文学叙事与学术研究,仍是今日的未竟之业。
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5期38-59,共22页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90)
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