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礼运》“大同”章的解释史中,大同的政治主体经历了数次重要转折。以郑玄为代表的学者将圣人引入大同,以“禅位授圣”的方式奠定了大同的价值基础。但在历史现实与经注方式的双重影响下,“圣人之教”渐渐被“天子之位”取代,大同的理想价值也随之消退。近代以后,康有为、熊十力在平等理念的引导下,将大同的政治主体定为每一位个体,以民治、民享的方式重新拯救大同。这一演变历程显示出大同在不同时期的价值趋向,也包含着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反思与重建。
出处
《中国哲学史》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5期27-35,共9页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