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化与生产社会化——论生命政治的实践逻辑转向

The Politicization of Life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On Life-politics Turn to Practical Logic

无论是福柯-阿甘本的作为权力生产的生命政治,还是奈格里的作为主体生产的生命政治,两者的共性就在于脱离了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忽视了“生命政治化”这一历史进程的“文明面”,将作为现代治理术的生命政治窄化为一种主观批判的哲学话语,最终陷入康德式的二元论困境。这就意味着,当代生命政治必须实现一种实践逻辑转向,从一种主观批判的哲学话语转向一种客观建构的历史话语。在实践逻辑的意义上,生命政治化的基本线索在于劳动作为“类活动”的本质确证,基本旨趣在于将最原始的生命存在建构为最崇高的生命形式,将一向作为政治之否定环节的自然生命扬弃为政治的肯定环节。这样,不同于两极对立的权力生产和主体生产,生命政治生产超越资本增殖逻辑的束缚,充分展现出其所具有的社会化特质,其“合理形态”表现为物质生产、需要生产以及身体生产的有机统一。只有在社会化的生命政治生产中,“类生命”才会得到积极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