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从霍布斯到巴斯德和福柯

The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Life Politics:From Hobbes to Pasteur and Foucault

生命政治是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生物性生命所形成的一种治理技术。这里的生物性生命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政治场合中所理解的生命,尤其是在艺术中所理解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医学和生命科学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霍布斯按照人类医学的方式设定了一种国家医学,如果说现代医学的科学性建立在一种有机的组织和器官的组合上,那么霍布斯的国家医学旨在建立国家的解剖学和器官学,让主权者可以像医生一样,采取强力的治疗手段让国家的机体恢复正常。医生代表着对内的绝对权力,正如暴发疫情时,各个国家(无论何种制度)的封城和社会隔离措施就是一种悬置日常生活权利的绝对权力。巴斯德是微生物学的创始人,他将卫生且有利于防疫的生活习惯树立为一种新的主体形式,推动了“卫生主体”的出现,这正是福柯的规训主体的雏形。福柯则集中到不正常的人和正常的人的区分和隔离上,现代治理要保证绝大多数人安全就需要做这种健康者和感染者的区分。生命治理第一个原则是考虑整体安全,不要急于一开始就把生命政治认定为邪恶,而应在仔细研究机制机理之后做出判断。如今生命政治治理与数字技术已经进行了高度的融合,不仅仅将活生生的生命变成了档案和数据,也变成了受算法掌控和支配的行动者,将各种可预知的风险降低到了最低,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共同体和国家的“安全”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