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的读者如何读《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虽然比《尝试集》晚出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在当时的读者和批判家眼里,却突破了早期白话诗的规范,隐隐然,构成了新诗的另一个历史起点。后来,郁达夫、冯至、施蛰存、戈壁舟、闻一多等人在谈及阅读感受时称《女神》与《尝试集》相比,展现了白话新诗更高的水准。闻一多给予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文学史判断:“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这一判断后来也被钱杏邨、穆木天、焦孚尹、周扬等人重申,直至当代,逐渐沉积为一个看似妥当的文学史结论:《尝试集》作为“第一部”新诗集,其开端的地位不可动摇,但只是一个“开端”、甚或“过渡”而已,《女神》则由于其在思想、艺术上的多重成就而被奉为新诗成立的“丰碑”。除了外部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同的“起点”认定,关涉到的不仅是两本诗集的位置升沉,更为重要的是,有关新诗成立的合法性争议、有关新诗展开路径的不同想象,也就蕴含其中。在此意义上考察《女神》的接受与阐释,或许更能在“起点”的意义上,挣脱流畅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的新诗史叙述,去呈现新诗发生内含的复杂张力、不同话语的协商以及新的阅读程式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