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唐”、干禄书与康有为的书学改制思想

“卑唐”是《广艺舟双楫》的核心观点之一。康有为“卑唐”的直接原因在于唐楷成为科举干禄之工具,清尤甚。科举制度与晚清士人品格的形成乃至国家的衰败之间关系密切,楷法取士是问题之一,故康有为的卑唐论从书法之内在问题延及书法之体制弊端,更明确地体现了他借书学以言改制的政治意图与文教理想:康有为极力将干禄之实用需求与书法之艺术自由相结合,以北碑为干禄书之救弊良方,可见其在现实与理想、功利与审美、政治与教化之间的矛盾与妥协。辨析康有为的书学改制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艺术与权力的关系,理性地审视和反思晚清以降的书法史和当下的书法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