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对于欧洲来说曾是一块神奇的、充满谜团的东方土地。随着传教士东去和西欧制图学的发展,17—18世纪西欧知识界对中国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科学知识的认识逐渐提升,发生转折性变化。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将中国纳入西方知识体系,耶稣会士的亲儒著述对启蒙时代欧洲知识界产生了影响。尽管耶稣会内部对中华文明的解读迥异,耶稣会的精神冒险还是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打开了大门。
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6期121-131,共11页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法国收藏中国西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840-1949)”(19ZDA221)
2019年中山大学海外专家讲座项目“海外亚洲研究与跨学科对话”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