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广州为例,20世纪20年代以来,商会在抵制外货、推广国货的运动中积极发挥着主动性。在此过程中,商会维护商民经济权益的举措得到政府方面的谅解,为双方走向联合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商会利用自身在市民中的动员力为政府所主导的反日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抗战爆发后,尽管商会的活动日益被政府所下达的行政性指令所限制,但商会也掌握了来自地方政府的部分行政职权,获得了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总体来说,广州商会与政府当局长期保持着一种以合作为主线的向心运动趋势,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
出处
《江海学刊》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6期186-193,共8页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