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熊先生训解“致知格物”有两层新义:一是相对于朱子与王阳明的解释之新。关于致知,熊氏采阳明训为“致良知”,因为阳明之训契合经义且识得主宰。关于格物,熊先生取朱子的《格物补传》,因为其“即物穷理”之说可启科学知识之风。二是相对于他早期的训解之新。熊氏早期强调朱子与王阳明训义的区别,而《读经示要》释“致知格物”之旨乃是将致知与格物、性智与量智关联起来。熊先生疏通《大学》首章,具有会通中西文化与启格物之智的现实意义,以及创造性发展阳明良知学的理论意义。
出处
《孔子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6期98-104,共7页
Confucius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