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未尝不利”:朱熹对程颐义利观的展开——以《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诠释为中心

程颐解《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既讲“仁义未尝不利”,又讲“以利为心则有害”,并非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具有创新意义。然而,程颐解《孟子》又讲“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似乎又将义与利对立起来。朱熹《孟子集注》继承程颐讲“仁义未尝不利”,反对“以利为心”,还进一步在天理与人欲、公与私的理论框架中讨论义利关系,同时将程颐“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改为“善与利,公私而已矣”,消解了程颐将义与利等同公与私、讲义与利的对立所造成的理论矛盾。朱熹既讲“仁义未尝不利”是“理之自然”,又讲现实中“仁义未必皆利”,因而推崇董仲舒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程颐解《孟子》的义利观作出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