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一种愿以拯救性教义为自我的文体——以西渡为例

在现代性当家和全球化作主的日子里,命运之不可测完美地呼应于人生无常,被偶然性紧紧包围的现代人被成为偶然人,面临着歧路和穷途,新诗应运成为展示偶然人的认知经验和生活体验的语言装置。每一个被现代汉语形塑的中国人/偶然人对事情的陈述,使得事情由此进入由现代汉语构筑起来的语义空间,并被这种语言赋予饱满的现代性和中国性。无论是新诗制作者的呕吐、新诗的文体主张,还是新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自创生行为,都必须在结构性的耦合中寻求/协商某种动态平衡:新诗的制作者必须与作为文体的新诗合作,支持新诗坚守诗的立场和本位,让新诗的自我得到维护;深入、真实地揭示抒情主人公遭遇的境况,则是做诗者和新诗共同的义务;做诗者也得以消耗掉某些焦虑。三者的相互成全也是对各自之自我的完成,同时更有可能生成更广的时空、更多层次的洁净和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