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渐成国内学界共识,相关议题的讨论趋热,引动文学研究、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积极有效的呼应,致使在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或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名下展开的深度、广度、关联度的理论探索及个案研究构成一片学科交叉且互相砥砺的领域——边界不断移动,总有地标之作浮出,从《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2000)到《译介学》(2003)再到《翻译与近代中国》(2014)等,它们不仅重塑比较文学研究的格局,而且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发现权力网络中的翻译价值,呈现重写人类文化历史的可能蹊径。简言之,经由谢天振(1944—2020)先生、王宏志教授、杨承淑教授等诸多中国学者的革故鼎新,翻译研究已经跳脱传统的“信、达、雅”专业设限,成长为超越文本、超越翻译的跨文化研究,无缝嵌入疆域更为宏阔的全球史研究之中,并与许多当下的学术热题互文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