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人说得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对于教材工作而言,以史为镜、以人为镜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古代常用的教材主要是“三百千千”“四书五经”。新式教材起步于清末,活跃于民初,先学日本,后仿美国。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外院效法外国,编了国文、算术、历史、舆地、格致等课本,这便是打破老传统,把各门知识较有系统地编为学科教材的开始。随后出现的各种课本和教育著作大都是模拟日本或直接译自日本。清末以来,特别是民国建立后,教材自由编写,实行审定制,民间掀起了一股编撰出版教科书的热潮,一批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等,与一批出版家、教育家,为此做出了奠基性、开创性的重要贡献。
出处
《教育史研究》
2021年第1期34-36,共3页
Educational History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