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博弈北条时宗——战略管理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复合视角

13世纪,蒙古人掀起了一场征服风暴,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辽阔帝国。成吉思汗孙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为使日本臣服,先后五次遣使日本未得到回应。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年轻气盛,坚拒诱降,下令将第六次蒙古使节团处决,忽必烈遂于1274与1281年两次派大军跨海攻日,北条时宗召集各大名军队在九州博多湾沿线修筑工事抵抗。因蒙元军后勤不济等原因,两次战役进入僵持阶段后突遇特大台风导致蒙古舰队倾覆沉没,损失惨重。两次远征未完成忽必烈将日本纳入蒙古掌控体系的目标。战后两年,34岁的北条时宗病故,镰仓幕府因无法封赏抗元有功的武士而统治基础动摇。忽必烈也因安南用兵放弃了第三次征日。此战是大陆国家向岛国跨海远征,战役距离、规模与作战复杂程度在冷兵器时代罕见。日本所称モンゴル襲来(蒙古袭来)作为刺激民族主义的素材,流传的“神风”影响至今可见。从文化人类学看,封闭环境对外界本能式的过激反应对事态恶化难咎其责,而战役本身因触犯了战略管理学与军事上若干大忌而已预设结局,却以其余波撬动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