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对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理论抽象,东方马克思主义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传播的物质性展开"盲点辩论"时提出的重要理论。尽管斯迈思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对新中国的传播实践及其理念做出了创造性的"再历史化"解读,东方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斯迈思在辨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的他者"。斯迈思传播思想的叙事基点、核心关切和行动对象并非中国传播实践,建构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想象是基于西方特定的历史需要。在西方发现中国,是斯迈思"以中国为方法"最早的理论尝试。
出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CSSCI
北大核心
2021年第2期63-66,共4页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基金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高精尖学科建设科研专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与文化安全创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9GA29〕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