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之间的身份重塑与心灵再造--以延安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的离婚叙事文本为中心

The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Soul Between Separation and Reunion--Centered on the Divorce Narration in the Yan\an Period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P.R.China

离婚叙事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初期都受到重点关注并表现出特别的意味。在由女性主导的离婚叙事中,延安时期以“尝甜头”的叙事策略论证新婚姻法带给妇女的好处,并以成为“妇救会”等组织干部的形式给妇女身份以质的改变,达到把妇女解放出来的目的;新中国初期以“吃苦头”的叙事策略改造妇女心灵,促使妇女接受并加入合作化运动等劳动改造,重塑社会角色,配合政治动员,实现让妇女劳动起来的目的,二者因配合政治言说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解放”的本意。由男性主导的离婚叙事在延安时期主要通过村干部的男性身份设定,以男性在政治身份中的自我斟酌和组织劝导下的自主提出或消解离婚诉求为叙事策略,表现出离婚过程中男性的心理转换与行为自律,同时又从离婚叙事中折射出边区政府对政治共同体的构建与想象;新中国初期则通过知识分子男性移情别恋后受到道德与政治的双重批评及出身“农民”的妻子改造知识分子丈夫的叙事策略,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批判和身份改造,使他们做出符合政治身份、贴合时代要求的不离婚选择,二者因对政治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依赖及个性的压抑,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个体的自主性。可以说,延安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的离婚叙事是以政治标准为主导话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村干部还是知识分子,以身份重塑和心灵再造促成新的政治认同,借此实现离婚内部男女双向角色的重构和离婚外部农民、知识分子与新政权的双向关系重塑,“主动离”与“主动不离”都是通过文本自我肯定了政治逻辑实现的,消弭了个体的情感、自由和独立,本质属性是政治属性而非文学属性。正因如此,延安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的离婚叙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反现代性”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