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本的差异要求我们思考阳明“临终遗言”,全书本《年谱》所载的“此心光明”,还是黄绾《行状》中的“为可恨耳”?与《哀感》《当道书》的论述相“矛盾”,表明周积问阳明遗言的情形是绪山编著《年谱》过程中的人为设计。嘉靖本《年谱》既有黄绾《行状》的“为可恨耳”,也有全书本《年谱》“此心光明”的记载。自黄绾《行状》到嘉靖本《年谱》,再到《年谱》全书本,呈现出从增加到删减的关系,证明《行状》所载“为可恨耳”方为阳明临终遗言的实际,“此心光明”是绪山编写《年谱》的杜撰。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内容上存在差异。阳明从祀孔庙、对阳明思想的理解以及对后学中新思想动向的反省,是绪山将嘉靖本《年谱》编入《全书》,形成全书本《年谱》中进行增改删减的原因。
作者
邓国元
王大印
Deng Guoyuan;Wang Dayin
出处
《现代哲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21年第2期142-147,共6页
Modern Philosophy
基金
贵州省国学单列项目“阳明学‘四句教’与中晚明理学发展衍化研究”(19G2GX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