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梁啓超所領導的研究系在第二届國會選舉失勢後走向低潮,1918年底任公赴歐考察。1920年初自歐洲返國之後,他希望帶領研究系重返政壇,爲尋求盟友,開始積極與蔡元培、胡適等北大知識分子聯繫。當雙方開始接觸、嘗試合作之時,《新青年》内部正對編1方針發生歧見,胡適主張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在社會改造問題上,他基於實驗主義,實行一點一滴的改良,反對陳獨秀、李大釗通過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再者,陳獨秀要談政治,胡適則主張不談政治。胡、陳(及李)因而分道揚鑣,這給予研究系一個可乘之機。然而胡適與研究系的結盟最後也未能成功。這是因爲兩者在思想上的差距,無法建立"組黨"的共識,以及雙方均缺乏社會基礎。此一經驗顯示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爲主,藉由報章媒體發表公共輿論的勢力,無力對抗國共兩黨以主義、軍隊與革命爲號召的政黨力量。1930年代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挫敗,一方面有外在因素,另一方面其内部無法整合,建立統一的政治組織,也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原因。
出处
《中国文化》
2021年第1期301-324,共24页
Chinese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