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惠棟確立的“漢學”典範爲清代經學之主流,不泥於今、古文之分,關注範圍絶不限於“東漢古文學”。若聚焦於“漢學”的影響,可勾勒出清代《穀梁》學從“古義”到“新疏”的發展趨勢。惠棟之後,邵晉涵、洪亮吉、馬宗璉等乾嘉學者頗承其風而考輯《穀梁傳》之兩漢古義,可惜未能成書傳世,因此迄道光九年《皇清經解》刻竣爲止,《穀梁》學尚無專書。經阮元呼籲,許桂林、侯康、柳興恩等相繼而起,累積出具體成果,鍾文烝、廖平兩家之新注新疏,尤具代表性。由於殘存的古訓遺説缺略鮮少,且“漢學”亦有其局限,鍾文烝乃轉而漢、宋兼採。廖平時,面臨晚清常州今文學的挑戰,致力於區分今、古文之學,治經又進一步逸出惠棟之藩籬,然而爲《穀梁》撰寫的新疏仍“志在復明漢學”。
出处
《中国经学》
2009年第1期219-240,共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