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笔下的农民工(上)——兼谈中唐城市工匠的身份与权力

中唐是华夏民族由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系列变迁,诸如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变迁、三省六部中央集权向强力君主乾纲独断的政治体制的变迁、自然经济向市场交换的变迁、均田制向两税法的变迁、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变迁、重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的变迁等等,在韩、柳的笔下,具象化为人的变迁。韩愈《杇者王承福传》,柳宗元《梓人传》《种树郭橐駞传》《宋清传》,观察并记录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关注并思考人的变迁与社会的变迁,尤其是社会身份与权力关系的变迁,值得高度注意。人类社会身份与权力的关系只存在三种模式:上古时期,一切权力归君主,“朕即天下”,臣民皆属奴隶,部落酋长、王族最早摆脱了对上帝的依附地位,成为最早获得自我解放的自由人。中古时期,一个人的统治开始向一群人的统治转变,“有地者皆曰君”,世家贵族成为第二批获得自我解放的自由人。跨入近现代的门槛,随着两税法取代均田制,有产的农民开始有了自信,初步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与此同时,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的劳动者也得到了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读书人也开始尝试摆脱官场的束缚,寻求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士、农、工、商,平民百姓最终摆脱了对贵族的人格依附地位,成为最后一批获得自我解放的自由人。文章讨论的这四位农民工,在脱离土地的同时也就摆脱了土地、宗法乃至传统礼教的束缚,从而催生其自我意识、独立人格的觉醒;另外,劳动力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成为生产要素参与资本增值过程,从而获得参与国民分配的权利,也带给他们自尊、自信,催生其社会关怀、公民意识的觉醒,进而推动其自我完善、泛爱亲仁的社会关怀。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这才是王承福、郭橐駞、宋清、杨潜们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