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的先秦史部分時,大量使用了《尚書》的材料。通過對《周本紀》《魯周公世家》與《書序》内容的比較分析,可以合理還原司馬遷撰史過程中對這些《書序》材料的理解和整合使用,並推論《史記》與此相關記述在不同處出現看似前後矛盾現象的可能原因。而將司馬遷與鄭玄對於《尚書》不同認知傾向加以比較,可以看出司馬遷撰史過程中對《書序》材料的吸納,有自己鮮明的判斷方法,並最終能够在“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基礎上做到“成一家之言”。
出处
《中国经学》
CSSCI
2018年第2期85-98,共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