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神弘扬。熙宁新政后王安石之学演变为“荆公新学”,其学术重点在以《三经新义》为依据的礼法制度。他以“性情一也”证明性情可善可恶,其人性论又回到汉代的性三品与性善恶混,其目的是为礼法政制提供人性论依据。晚年王安石更多地关注士大夫个体的精神超脱,故而对佛老之学表示出更大兴趣,转变为性无善无恶论。
出处
《中国哲学史》
CSSCI
北大核心
2021年第3期34-41,共8页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基金
贵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重大项目“宋学学统研究”(批准号:19GZGX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