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人生的意义》的问题逻辑与悲剧生命观来看,伊格尔顿深受语言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虚无主义的困扰,这使这本书中充满了政治上的焦虑。正如格拉斯的批评所言,伊格尔顿的本性观与爵士乐队的比喻是一种狭隘的政治观念,人类社会也可以作为一种非互惠性结构而存在。因此,该书表明了伊格尔顿具有普遍主义倾向的急躁情绪,缺乏后殖民主义的地缘视野与异质性态度。
出处
《武陵学刊》
2021年第4期103-108,共6页
Journal of Wuling
基金
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研究”(19YJC751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