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百年来,"新红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不同的视界所解读。"新红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生态中诞生,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部分,且在五四新文化大潮的裹挟下在文化前沿尽领风骚。民国时期的学者多接受其实证方法而批评其"自叙传"说;批俞运动是批胡运动的序幕,它以政治意识形态解读"新红学",视之为"唯心论";海外学者余英时开始从学术范式意义上考察"新红学",用"考证派红学"描述以"自传说"为核心的新红学。以可靠的历史文献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进行考证,而不是利用比兴、六书方法去进行语义转换,这是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的科学性、学术性之所在,也是"新红学"范式的积极意义所在。把这种考证引向"自叙传"说,由此激发"曹贾互证"的研究理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是"新红学"范式的消极意义所在;从文字游戏的角度看,它激发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的娱乐文化,成为这种文化的方法论。通过实证的方法"以贾证曹",通过前八十回和脂批以"还原"八十回后真故事,这是"新红学"不容忽视的本质特征。
出处
《曹雪芹研究》
2021年第2期3-15,共13页
Caoxueqi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