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交往或对话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有效性。只有形构一种理想的“对话语言”,即贯通“理性认知”与“审美认知”的言说语言,东西方才能展开真正的文化交往或对话。西方的“指涉性”语言重视“存有”,汉语的“过程性”语言重视“生成”,在中国哲学文献的翻译中,“语言串”与“多重定义法”的运用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过程性阐释,它们较好地克服了目标语言(外语)与被翻译语言(汉语)之间的错位。在诗与哲学之争的“尼采式”转折之后,西方现代哲学语言与具有诗性特征的汉语形成了某种精神的联系,预示着东西方的“综合”正处于稳步而顺利的实现过程当中,并以多样化的形态走向“文化交往”的“和谐”状态。
出处
《人文杂志》
CSSCI
北大核心
2021年第8期60-69,共10页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