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著作局隶属秘书省,置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四人。历代以来,皆以著作郎官领史职,专掌史任。贞观三年,太宗别设史馆于禁中,史官从秘书省中独立出来。自此以后,著作郎官不再负责修国史,而改任专司撰制碑志文等。对于这次职责重新划分的重要性,学界多专注于史馆的独立对于史学的意义和价值,而很少关注著作郎官社会角色变迁之后,其生存状态和创作心态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其对碑志文体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拟从社会角色转换入手,探究著作郎官生存状态和学术活动的变化,并借此考察碑志文体流变的外部表征和内在动因。
出处
《唐代文学研究》
2012年第1期193-203,共11页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