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东:《绘事后素——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就“在中国的哲学”而言,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作为两大重镇,其对垒的态势正在发生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与八九十年代西方哲学的强势地位相比较,一些西方哲学的从业者渐渐发觉,西方哲学以引进、介绍和解说为主流的研究方式正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困境,而中国哲学界却暗流涌动,颇有“柳暗花明”的气象。①究其原因,乃在于同样作为“在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焦虑要远超过西方哲学,这就迫使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急于找到适合的研究方法,试图达到一种“方法的自觉”。这表现为十余年来席卷了整个中国哲学界的一场讨论,从早期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到后来更为具体的“反向格义”问题,几乎所有的中国哲学研究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