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12—1934年四川地方政治形态的演变是循着"军饷—税收"框架展开的。江津商业档案展示了民国初年"地方动乱—赋税归零—财政军事化"的基本框架。借助便捷的金融工具,军饷与地方税收似乎在形式上脱钩,表面仍维持一个现代国家正常的财政体系,但实际上,金融工具却加强了其军饷征收的便捷性,反而促进了财政军事化进程。黔军进入江津以后,原来的"军饷—税收"结构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军饷—杂捐"结构。地方税收加重,商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如果将轻税时代商帮与商会活动的性质视作商人自治的话,那么在以重税为特征的"军政一体化"时代,商帮与商会的活动,与其说是自治,不如说是救亡。
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CSSCI
北大核心
2021年第5期184-197,共14页
Social Science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