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忧无处闻啼鸟——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大灭绝时代:一部反常的自然史》及其启示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古人勾勒的美好生态,但如今我们的环境恶化日益显露,“无处闻啼鸟”正在步步逼近。伴随全球生态问题的挑战,生态环境史兴起,这也是战后历史学的整体转向。这一转向,部分发端于“年鉴学派”先驱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强调地理环境对“长时段”人类活动的影响,更深层次的思想渊源则是质疑人乃宇宙中心、高于自然界的近代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