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包括地域文化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在近代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内迁到大后方的企业多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由于地域文化差异较大,出现了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具体表现在方言的并存和碰撞、地域间职工素养的差异以及地方势力和帮派文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内迁企业采取各种举措,积极适应新的地域文化并根据形势变化因地制宜及时调整发展策略,此举体现了非正式制度和企业发展的互动和耦合,以及近代中国企业治理的复杂性。
出处
《广西社会科学》
CSSCI
2021年第9期158-163,共6页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
基金
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民国时期长江口岸城市工业互动研究”(18XJCZH006)
2020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自筹经费项目“近代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91—1949)”(2020-GMD-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