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孔子所奠定的儒家“为己之学”的格局,在其后学的思考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与充实。早期儒家对心术的讨论最大限度地呼应了主体德性养成的问题,或者说走上了一条“心术为主”的道路。这可能是因为儒家的成德之教必然地运行在较早时已经存在的心德关系的轨道上。心既然被视为诸种精神性能力的承担者,如果我们希望对自身的精神性能力加以更为细致的反思与刻画,那么所能得到的图景一定以心为枢纽。同时,在身心关系的维度上,心也是身体的主宰,进而能被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最恰当代表,因此,笼统意义上的“自己”所欲获得的各种德性品质,更严格来说都是对于精神人格的塑造。在这种“君子身以为主心”的意义上,《性自命出》主张“心术为主”亦是极其自然的。这种对修身工夫中心术或者说精神修炼技术的偏重,在儒家后来的发展中成为主流,甚至掩蔽了孔子较早时所强调的另外两种与周代传统承续更为密切的修身方式“博文”与“约礼”。
出处
《湖北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21年第9期80-85,共6页
Hubei Social Sciences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早期儒家的‘为己之学’”(16FZX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