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末時期,任職於夏綏的党項人拓拔思恭自藩鎮内部起事奪權,開啓了夏綏藩鎮脱胎爲新的定難軍政權的進程。隨着拓拔思恭的上臺,夏州舊吏經歷了權力中心與邊緣的交替。五代以後王朝政治中心的東移與政治局勢的轉變,兼之本地蕃族人口的膨脹,促使繼任節帥調整定難軍屬下夏、綏、銀等州的政治、戰略定位。在軍隊系統整合與南部防綫的構築中,蕃部參與得到了提升。定難軍的相對獨立與逐步邊緣化,使其官員任職出現相對封閉、世代膠固的趨勢。軍府自行攝授散、試、憲官,與朝廷正授形成了兩個各自遷轉的序列。諸多變化的相互作用,推動了與唐代夏綏藩鎮相異的定難軍政權的形成。
出处
《文史》
CSSCI
北大核心
2021年第3期123-146,共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