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需传承:干一行,就得爱一行

我的父亲叫汪永兴,叔叔叫汪永顺。他们兄弟俩是文革期间村子里仅有的高中毕业生。曾听爷爷说,他之所以要供自己的两个儿子读书,并不是因为当时家里多么富有,而是希望两个儿子长大后靠文化更好地在社会立足。高中毕业后,父亲在自己的村子里教书,叔叔在离家不到一里的邻村教书,他们便成了那个时代的"代课老师"。父亲说,起初还是生产队的年代,教书是计工分的,一天计十分,相当于一个主要劳动力一天干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