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与《春秋》笔削——论胡安国《春秋传》的书法解释体系

胡安国一方面自称不拘泥“条例”,主张观圣人之心,“心解神受,超然自得”“反求于心,断之以理”;但同时又信《公羊》《谷梁》太过,执于以凡例褒贬说经,自创所谓“正例”“变例”的书法解释体系。实际上,此“义例”体系,是为了建构“书法”“天理”“史实”之间的联系,使得作为“天理”的圣人之道“道体”、寄寓笔削间“史外传心”之“道心”,借助具体的书法规则,以“即例穷理”之方式来予以落实和发见。“义例”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实践,本质上是“天理”以“理一分殊”的方式,通过所建立的正例、变例等解经“方法”,具体地落实到对历史政治实践的评价之中,从而最终实现圣人存天理、遏人欲的经世之志。可见,只有推明笔削背后圣人“史外传心”之意,才能理解胡安国建构义例体系的真正用心。此种对圣人笔削规则的系统建构,反映了道学兴起后重新诠释《春秋》的思想倾向,也创立了《春秋》宋学“体用一源”“理一分殊”的理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