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自我救赎与“人性意志”--艾伟散论

Drama,Self Salvation and“Human Will”

一某种意义上讲,艾伟是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力比多的信徒。深植于人性底部的这一内在坚核,在他的小说中,常常是人物行动或情节推进的基本动力,是叙事的出发点,并总是被用于设置命运或情节转捩的拐点。这当然跟艾伟着力关注“生命本质的幽暗一面和卑微的一面”的写作立场直接相关:这一写作立场喻示了他观察世界与人生的取径和面向,也说明了“性”作为题材要素和叙事修辞而频频在其笔端流注的重要原因。甚至,艾伟的早期作品还不时将童年经验或童年视角沉入力比多的深渊,与某种四处扩张的暗黑气息相羼杂,使作者看上去似乎更贴合于一个典范的、标准意义上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比如,在《去上海》中,一个落拓少年将对大上海的想象与一个“大奶子”“大屁股”的上海轮上的女播音员的性感形象叠合,当他投射于这个上海女人身上的性幻想毁灭时,“去上海”变成了“去下海”:他决定在海中自沉,象征性地耽溺于“幽暗和卑微”,沉沦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心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