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9岁的戴乐,曾在亚洲一家投行工作,新冠疫情期间她在新加坡创业,瞄准了这里蓬勃发展的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市场。“中国科技企业高速发展及期权激励机制,造就了规模化的新富阶层。在一个市值超过百亿、千亿美元的公司中,身家超过千万美元的员工可能达到几百人之多。”戴乐这两年往返于中国与新加坡两地,与中国科企“新贵”联系紧密,但“这些人尚未建立起一定的财富观,也缺乏专业金融知识,或暂时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管理财富,急需财富管理的相关服务”。
出处
《财新周刊》
2022年第3期60-64,共5页
Caixin 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