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恶名昭彰”的审美自律性的再反思:从“精致的野蛮主义”到历史事实

20世纪下半叶,西方音乐学界形成了反审美自律潮流。在反审美自律潮流下的众多著名学者,如希奥多·阿多诺(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劳伦斯·克拉默(Lawrence Kramer)、苏珊娜·麦克拉里(Suzanne McClary)以及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等等,纷纷提倡通过社会文化来理解音乐活动,使得以审美自律性为基础的音乐史学变得式微。中国学者顺应了反审美自律潮流,他们在撰写西方音乐史时同样着重于展现音乐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是,音乐史是音乐的历史,音乐作品的审美自律性是我们无法绕开的因素,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曾围绕如何保持音乐作为社会文化和审美艺术之间的平衡问题展开过大量讨论。如今,我国的西方音乐史撰写同样遇到了如何平衡审美和文化的问题。本文以达尔豪斯和利奥·特雷特勒(Leo Treitler)的音乐史观为基础,并以王晡和塔鲁斯金的音乐史著作为分析文本,探讨审美自律性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撰写音乐史时不应执着于用“文化的”或者“审美的”方法去统一全书的叙述,而是应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当一部作品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文化联系时,书写应当淡化审美自律的方面。反之,当一部作品表现出明显的审美自律性时,书写应当淡化社会文化的方面。本文希望通过对审美自律性地位的重新思考,来唤起人们对作品本身的重新关注,并为未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撰写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