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顾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代表着欧洲这一领域的领先水平。顾彬借用现代性理论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缺少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特殊境况的观照,现代性理论本身的矛盾在顾彬的批评实践中被进一步放大,他对"西方"和"中华民族"概念的辨析是为其总体立论服务的,他试图用静态的体系来解释动态的事实,用恒久的西方观点来解释不断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这种方法导致了他对以启蒙为宗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上的偏颇。在借用基督神学阐释文学史现象时,他的研究走向了一种高度依赖语义关联的纯粹个人化的"误读",其文学史话语体系中"历史学的限度"与"个人化的程度"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顾彬的研究方法是试图把审美"人义论"与审美"神义论"进行综合的方法,但其论述却时常是以后者压倒前者的方式出现的。顾彬在现代哲学和神学烛照下所凝练出的"史识"造成了其文学史研究中史料剪裁上的个人化倾向和历史景观的不完整描述以及价值判断的偏颇。顾彬是需要我们认真研读反思的一个学术大家,但不是仅凭义气就可以随便攻击的廉价的标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