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出处
《学术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22年第3期145-151,共7页
Academic Research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四书学史”(13&ZD06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