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林语堂的新文化事业经历了从"不介入"到"参与"的转变,其在竭力推广白话文学运动,致力于国民思想改造的同时,亦提倡"科学的国学",以期重估传统之价值,再造文明。至国民革命阶段,林语堂转向"谈政治",参与革命事业。应潮参与革命的林语堂从国民性的"文化惯习"批判切入,注重国民性癖之改造,同时响应打倒"国贼军阀"的政治潮流,主张清除知识界的"文妖"。在此过程中,林语堂不完全为革命时潮所裹挟,而是保持着审慎判知与理性辨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林语堂逆潮而动,提倡"性灵"思想,主张个人笔调,鼓吹幽默闲适。面对救亡图存抵御外侮的主流时论,林语堂的"不合时宜"主张及"反主义"倾向,不可避免地遭到左翼文人及国民党等方面的舆论抨击。林语堂在激变时代应潮与逆潮的多重性交互抉择,既与其个人处世取向有关,同时又与再造中国的国家关怀不可分离,但落实到其思想的底色,仍聚焦在对于"人"的存在的探索。
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22年第1期153-160,共8页
Tianjin Soci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