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灾异”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天人感应意识下的“灾异”既是神迹,又是精神现象物。汉儒推阐灾异说的目的在于谴告人君、限制君权、展现民意和维护国家权力的民本指向。灾异思维形成于殷周之际,上升为灾异哲学是在西汉中后期。西汉经学灾异说包含着天人感应、象征、阴阳五行和关联性四种基本思维形式。《洪范》庶征畴具有天人感应和一般灾异学说的特征,与汉人的五行灾异说很相近,因此前者是后者的正源和本源。西汉中后期是中国古代灾异思想和灾异思维发展的高峰,可分为阴阳灾异说和五行灾异说两系。《洪范》五行灾异说在西汉后期又具有总括诸灾异说的作用。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不是形成汉代经学灾异说的必经阶段,汉代经学灾异说的直接理论来源应是《尚书》《春秋》的灾异说,汉儒反于五经而得之,并借助于四种基本灾异思维形式对其作了推衍和重新构造。
出处
《广西社会科学》
CSSCI
2022年第3期88-96,共9页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xi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四古本《老子》综合研究”(15ZDB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