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郡齋讀書志》杜鵬舉本與姚應績本均非晁公武晚歲罷退歸家、從容修訂之作。考察《郡齋讀書志》著録建炎以來著述、刊本,杜本著録下限約在紹興二十一年,姚本稍晚,但主體内容在紹興末年亦已穩定。孝宗隆興以後著述、刊本,乾道年間晁氏家族著述、刊本,以及晁公武第二次校勘蜀石經的成果,在杜、姚二本中均無體現。《郡齋讀書志》可視作高宗時期四川地區圖書流傳、收藏的總結,與兩浙、淮南、江南、福建等路圖書刊刻、收藏情況多有不同,大量神哲徽欽四朝著作、四川地方文獻與晁氏家族相關文獻爲《宋史藝文志》所不載。《郡齋讀書志》與淳熙五年《中興館閣書目》也不存在體系性的關聯,並不能作爲研究《宋史藝文志》的參考。
出处
《文史》
CSSCI
北大核心
2022年第1期99-126,共28页